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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美欧之外，我觉得以中国为核心的东亚地区也正在进行整合，未来的东亚地区也要形成一个新中心。
尽快把钱用到该用的地方 《21世纪》：近年来基层财政收支矛盾加剧。此外近几年加大了减税减费力度，财源相对过去来讲也确实有所减少。
但是我认为，相对于GDP翻一番，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更重要的目标是实现现有标准下贫困人口全部脱贫等，这些任务目标关系到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和感受。今年拟安排地方政府专项债券3.75万亿元，而且是重点支持既促消费惠民生，又调结构增后劲的两新一重建设。这次是通过创新性的做法，资金不再层层下拨，能够以最快的速度用于保就业、保民生、保市场主体，提高了财政传导机制的效率。我是非常赞同不提GDP增速目标，转而更加突出就业，突出民生，突出保市场主体等政策目标。给地方更大的自主权，让地方来根据本地实际统筹安排资金，比如让地方自行选择是将更多资金用于保就业还是用于保市场主体。
两新的提出，是加强数字化和城市化这两方面的基础设施建设，一重是从国家全局角度来看，需要继续加强交通、水利等重大工程建设。在淡化GDP增速的前提下，如何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2万亿的资金将在多大程度上缓解基层政府收支矛盾问题？如何评价两新一重在扩内需中所起到的作用？如何缓解中小微企业融资贵问题？5月22日，中财办原副主任，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杨伟民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专访，就上述问题进行解读。他们失去工作以后，即使重新找到工作，其就业的稳定性和工资收入水平也会大不如前。
从相关的研究成果来看，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不同工资组员工的工资增长率出现了越来越大的差异。进入 李实 的专栏 进入专题： 财富分配 。在这些行业中工资增长是缓慢的，甚至是下降的。从这个意义来讲，一些发展中国家引入资本，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一时成为全球化过程中的赢家。
印度学者古什（J.Ghosh)在一篇文章中论及到，在20世纪80年代末到本世纪初，印度城市中最富的20%人群的消费份额增加了40%，农村中最穷的40%人群的消费份额只增加了6%。而收入不平等只是经济不平等的一个维度，另一个维度是工资分配的不平等。
中国收入分配的启示：共同富裕 毫无疑问，对于中国来说，发达国家财富分配中出现的问题应该引以为戒。这意味着这一时期印度的消费差距和收入差距都在扩大。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增加了劳动力市场上技术人员的供给，缩小了高技能员工与低技能工人之间的工资收入差距，政府对低收入人群增加转移支付又会进一步缩小收入差距。在考察收入分配的变化时，我们不能忽视财产分配的变化。
一些公共政策的变化使得收入和财富的分配越来越有利于富人，越来越不利于穷人。一些发达国家收入差距扩大的第三个原因，是其国内公共政策导向发生了转变。这种分裂先是表现为收入和财富分配上的差距，然后是不同人力资本上的差异，接着是生活方式的不同，最后是价值观的差异。如果未来经济趋于中低速增长，加上外部冲击因素的增多，中低收入群体能否从经济发展中获益就是一个问号。
这也导致全球利益的再分配。如2011年始于美国而后在全球蔓延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发出了反对社会财富分配不公，不满政府补贴大企业的呼声，呼吁政府增加民生支出，增加收入再分配的政策力度。
这就是我们所看到的高科技企业高端技术人员收入报酬不断上升的现象。发达国家收入不平等的持续恶化无疑对社会发展和稳定带来了一定冲击，甚至使得一些国家频繁出现社会动乱。
如阿尔瓦雷德等的研究显示，法国最富的1%人群的财产份额，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16%左右上升到2000年的28%，虽然在此之后有所降低，但2010年后仍处在22%以上。特别是在发达国家，收入分配与财产分配具有紧密的联系，二者相互强化，更大的收入差距会带来更加不平等的财产分配差距，反之亦然。又如，今年美国警察暴力执法事件引发的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的全美抗议运动，不仅是一场反对种族歧视的抗议运动，也是底层民众对长期社会财富分配不公的一种抗争。显而易见，这种高工资人群和低工资人群的工资增长率的不断拉大，最终结果是他们之间工资水平差距的不断扩大，进而推动了收入差距扩大。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2005年前后，其中9个国家的家庭可支配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出现了上升，只是上升幅度有所减缓。过去几十年的全球化过程表明，经济全球化主要还是商品贸易和资本的全球化，特别是资本的全球自由流动。
这些国家在20世纪60—70年代形成了慷慨的社会福利制度，到了80年代受到诟病。印度是另一个受益于全球化的经济体，也出现了收入（消费）差距扩大的过程。
在劳动力不能在国际间自由流动的情况下，资本的国际间流动会带来国际间劳动力就业的变化，资本流出国会失去就业机会，而资本流入国会增加就业机会。在资本的支持下，大量的新兴高科技企业为了吸引人才，提升人力资本水平，会不断提高工资水平和增加激励手段。
不同的研究结果都显示，20世纪60—70年代，美国收入差距处于一种相对稳定的水平，不同收入阶层具有大致相同的收入增长，低收入人群和高收入人群之间收入差距几乎保持不变。毫无疑问，经济全球化特别是资本全球化，日新月异的技术进步，以及政府公共政策的巨大变革，是导致发达国家财富分配两极化的主要原因。
这些变化包括对金融部门的放松管制政策，不断弱化公司治理制度，为富人提供补贴、漏税避税、寻租和获取垄断利润的政策和规则，以及取消和削弱针对穷人和中低收入人群的政府福利项目，等等。中国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也经历了长达30多年的收入差距的扩大过程。在初次分配领域，重点是解决市场不完善和扭曲造成的利益分配不平衡问题。一些从全球化受益的国家也经历了收入和财产差距的扩大，中国是一个代表。
一些主要发达国家纷纷仿效英美的做法，导致国家的财富分配格局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他在2013年出版了《21世纪资本论》，极大激起了西方学术界对西方国家财产分配问题的重视。
这导致了一些发达国家出现了就业岗位的极化问题，与之相对应的是中等收入群体萎缩。在贸易全球化的条件下，这些国家对外出口劳动密集型商品到发达国家，而且由于其具有价格低廉的竞争优势，会不断增加出口，逐步替代了发达国家本国生产的产品，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发达国家低技术工人的就业困难和工资水平的下降，从而进一步带来了工资差距、收入差距和财产差距的扩大。
根据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伊曼纽尔·赛斯（Emmanuel Saez）教授的研究，2018年美国最富的10%的人均收入是其余90%中下层人群人均收入的9 倍多。如果收入差距和分配不公长期得不到有效解决，是否仍能保持社会稳定也是一个问号。
它们不仅改变了全球的利益分配格局，对国与国之间的利益分配产生了影响，也对发达国家内部的收入分配和财富分配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且，在产业结构发生急速变化时，就业结构由于受到劳动力自身禀赋的牵绊不能及时调整，这也会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传统产业工人的就业和工资水平。根据美国财产分配研究方面的著名学者沃尔夫（E.Wolff)的成果，1983年财产最少的90%家庭占有的全社会财产的份额是32%左右，财产最多的1%家庭的财产份额是34%，比前者高出2个百分点。政府的一些公共政策的变化，也是导致收入差距扩大的重要原因，这一点在美国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J. Stiglitz) 教授的近期著作《不平等的代价》（The Price of Inequality) 中进行了很好阐述。
当然，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也许是另一种景象，外来资本带来更多就业机会，经济加速增长，剩余劳动力被全部吸收以后，工资和收入开始上升。但从短期看，科技进步对就业和工资增长的影响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
社会贫富悬殊带来的最直接后果是社会分裂。当一个社会存在过大的财富分配差距，存在着制度层面上的分配不公，一些社会矛盾就会更加凸显出来，小冲突就容易演化为大冲突。
特别是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存在劳动力过剩和劳动力成本低廉的情况下，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对于资本来说可以获得更高的回报，也就吸引着更多外来资本进入。而且，由于最近20年中国居民财产积累速度惊人，财产分配差距急剧扩大。
